点击阅读全文

完整版小说推荐《疾痛的故事》，甜宠爱情非常打动人心，主人公分别是方筱丽剑桥，是网络作者“凯博文”精心力创的。文章精彩内容为：在疑病症中，外行人与专业人员的意义和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个语义和实存的分歧，使医生和患者间意料中的紧张关系之弦绷得更紧。其后果是挫折和冲突，但也有讽刺意味的洞见。在典型的医疗关系中，患者抱怨疾痛，医生诊断疾病...

免费试读

第十三章 疑病症：具有讽刺意味的疾病

第十三章 疑病症：具有讽刺意味的疾病

创造始于模仿。

——克利福德·格尔兹（1986，380）

根据疑病症的定义，它是一种并未患病的疾病。在现代精神病学中，它属于一种长期症状，即病人不顾否定的医学诊断证据，持续有疾病恐惧症（害怕疾病）：该患者担心自己患有某种疾病，而医生却找不出其担心有任何实际存在的病理根据。用生物医学的二元论术语来说，这个患者有疾痛经验，却无疾病的生物学病理依据。要诊断疑病症，医生就必须确信患者担心的疾病是子虚乌有的。当疑病症变成长期时，医生也肯定无法说服患者相信这一事实了，因为如果患者接受了证据，相信他并没有患他以为正在作祟的疾病时，那他也就不再是疑病症患者了。就此书的宗旨而言，疑病症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有助于图解患者的意义和经验与医生的意义和经验之间的转换关系。在疑病症中，外行人与专业人员的意义和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个语义和实存的分歧，使医生和患者间意料中的紧张关系之弦绷得更紧。其后果是挫折和冲突，但也有讽刺意味的洞见。

在典型的医疗关系中，患者抱怨疾痛，医生诊断疾病。疑病症使这种原型颠倒过来。在疑病症的情况下，患者抱怨疾病（“我怕我是得了喉癌”；“我相信我会死于心脏病”；“我知道，我就是确信我得了自体免疫性疾病”），而医生只能确认疾痛。

在传统的教科书对疑病症的描述中，患者应该对其患某种疾病的担心深信不疑，即使他的医生不相信其患有此种疾病。但事实上，极少数疑病症患者处于这种精神病状态。[1]因此，对他们相信有毛病，而医生相信没毛病这种差异，他们会有某种程度的认识。疑病症患者持续的恐惧并非基于幻想的确定性，而是基于持久怀疑的深深不确定性。他既不能确信自己，也不能确信疾病不存在的临床诊断。这就是疑病症导致这么多生物功能检验徒劳无益的原因：疑病症患者知道，在疾病最初期、最幼微阶段，没有一项检验能够完全或精确地将它判断出来，因而也不能够绝对肯定他没有这种疾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医学界的不信任，疑病症患者被迫表现得好像他们没有装傻。[2]患疑病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但在医生的诊所里，却不动声色，自以为是，并且不会自我嘲笑。如果他在诊疗接触时会露出讥讽的微笑，那他就不会把他的问题弄得像是严重的事。当然，他和医生会在大笑中，软化他们之间明显荒谬的冲突。因此，疑病症患者必须不对自己的疑虑表示怀疑，维持这个虚构的社会性故事。或许，疑病症经验最使人困惑的部分，就是患者固执地怀疑他的意见是对的。当然，有些疑病症患者，对他们的抱怨似乎真的没有假装的感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的身体过分严肃，缺乏幽默感，而且总是担忧。

患者常常声称，他的疾痛表现是特殊的。因此，他觉得它不适合用既定的生物医学分类法来界定。但事实上，对临床医生来说，疑病症患者的表现，明明是他所见过的每个其他此种疾病患者的语言和经验的明显翻版。患者的直觉认为他的病是独特的，而医生的直觉认为这疾病是教科书范例的翻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只限于疑病症：在许多慢性病人的治疗中，医患关系反复制造这种紧张。这种矛盾在治疗关系的沟通上制造了意料之中的问题。事实上，患者和医生的知觉都是正确的。出现冲突，是因为他们各自谈论的是对现实的不同模式的体验。患者表面上复制了与其他同类疾患者所共有的行为。然而，患者的行为也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特殊意义，而这些特殊意义塑造了疾痛经验，使其明确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的。对慢性病人的有效治疗的本质要素，是要将特殊的和复制的重新整合为整体治疗。[3]

对疑病症的治疗，包括说服患者，他们并没有染患他们以为已经缠身的疾病，他们患的是精神异常。[4]对医生来说，疑病症可以成为一种有教益的讽刺。因为医生知道，它并不像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法定诊断标准（DSM-III）所说的是一种疾病实体，它是多种精神病的症状之一，从精神分裂和抑郁到焦虑和人格异常，都可以发现这种症状。生物学医生也知道，他们助长了疑病症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表现得似乎永远不可能完全否认，患者的症状是隐藏的生物性病变引起的。没完没了地怀疑检查和检验是否彻底，是否需要下一个，是医生作为医学侦探的职业怀疑主义的一部分。因此，疑病症患者的怀疑恰恰是医生的怀疑的补充。医生心里明白，尽管试图说服疑病症患者接受否定的结论，他们自己却从未完全确定患者没有疾病。临床工作涉及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像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Mayr，1982）。医生从来就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通常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就已经够好了，但永远有怀疑的空间。疑病症患者引发了医生的怀疑，使他们实在感到不自在。也许，这就是这种患者常常使医生感到厌烦的原因之一。

下列病案将例证我的观点。案情描述只包括四位患者生活中那些表现疾痛意义的讽刺性的方面。

隐藏的病症

阿尼·斯普林格，三十八岁，未婚，是一家小电脑公司的系统分析员。阿尼担心自己得了肠癌，因此连续十四个月去看医生。在此期间，他还咨询过他的家庭医生二十多次。那位医生最后介绍他去看肠胃科医生，做了上下胃肠道的X光检查以及胃镜、乙状结肠镜、肠镜检查（那是在光纤镜的直视下观察整个大肠、直肠和胃）。阿尼·斯普林格自己也去看了另外两位胃肠科医生，他们让他重复了这些检查，并给他做了胃肠道CT扫描（系电脑断层摄影，一种更准确的X光检查）。阿尼是由一位外科医生介绍给我的。他曾向这位外科医生咨询剖腹手术（通过外科手术窥探腹部）是否能侦测出癌症的发展。

阿尼·斯普林格与他的家庭医生已陷入僵局。

基本上他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他是个够资格的医生——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可能患了肠癌。毕竟有许多小肠不是内窥镜或X光技术能够看清楚的。他怎么就能断定我没有得癌症？一旦你考虑到肠子有不同层次，而且，如果肿瘤还非常小，那你就根本无法确定。好吧，告诉我，除非把整个肠子拿出来用显微镜检查——事实上，如果要发现最早阶段的肿瘤，可能必须用电子显微镜——只要没有这样做，他，或者你，或者其他的大夫，怎么能够确定，我的意思是百分之百地确定，我没有得癌症？

当阿尼的医生批评他对待疾病的方法，向他谈论或然率时，他们可能是站在坚固的科学基础之上，然而，就阿尼所担心的那种情况来说，他们是输了。

你知道，即使一个检查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把握发现癌症，那么仍然存在着极微小的不确定性，不是吗？而就是那么一丁点，就足以发展成疾病。而且，显然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检测，能够对肠子的检查做到如此精确。

阿尼对另一个医疗方案也“有备而来”。这个方案认为他的问题不是癌症，而是焦虑。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知道你是个精神病专家，克莱曼医生。但是，你知道，我的问题不属于精神病学，而是医学。我有许多胃肠的症状，我担心自己得了癌症，肠癌。到现在为止，检查结果都正常。不过，唉，我是说我最近去看的那个医生，路易斯大夫，一个外科医生，建议我去看精神病医生，因为他——像我的家庭医生和其他我看过的医生一样——认为我的担心，嗯，是没有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是被担心罹患癌症的恐惧缠住了，目前这才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我对此感到十分焦虑。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感觉到有患癌症的可能——如果早发现可能治愈——但你却不能说服你的医生，你会无动于衷吗？

阿尼·斯普林格对肠癌的担心并不是幻想。

我并不完全确定自己得了癌症。事实上，这么多检查的结果都是否定的，我常想它应该不可能存在。但接着，我又开始怀疑。你越在意它，就越会起疑心。我是个应用物理学博士和系统分析员。现在，当我阅读侦查癌症的医学文献的时候，我吓坏了，我是说，真的是胆战心惊：原来检验的否定性结果出错的可能性竟是如此之多（各种检验由于没能查出存在的病变，而误导出正常的检验报告）。科学并非真的那么可靠。或然性这个东西，嗯，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真是疑虑重重。我是说，在物理学领域，我们依照定律行事，而生物医学领域没有真正的定律。于是，如果你要估计一个问题出现的频率，用或然率就行了，这或许在一部分人中很普遍。但当你要使一个人，譬如我，绝对确信，或然率真的是不能接受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固然，阿尼·斯普林格偶尔也会嘲笑自己对肠癌的固执的先入为主之见。

这真是荒唐。我干吗要怀疑医生的诊断？干吗对人人都以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如此耿耿于怀？我是说，这很可笑，真的很可笑。不过也许，假如我不曾花那么多时间和钱，我自己的钱，在这些事上，是可笑的。

我知道这是一种偏执的强迫观念。我也确实怀疑自己的担心。我有时会检视自己所做的事，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家伙疯了。”但症状真的很充分，虽然，或许不特别。忧虑还在继续，我无法排除它。有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但绝对不能告诉我的医生，否则他们会把我从他们的诊所扔出去——我感到吃惊，他们竟使我如此不开心，如此担忧。也有些时候，我想要极力说服他们，否则，他们会不相信我。我的处境是多么荒谬。当他们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你没问题”时，我怀疑他们；当他们告诉我，可能有点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时，我也怀疑他们。毕竟，照X光是危险的，内窥镜甚至会弄穿你的肠子。当我说服他们做某些检查后，我又随即担心自己也许会自作自受，被他们的检查弄出些什么问题。我真的知道，我来这里与你谈话，是有道理的。

阿尼·斯普林格患疑病症已有很长时间了。十年前，持续的头疼使他相信自己生了脑瘤。三年后，他才终于接受他医生的慢性紧张性头疼的诊断。这以后，他又疑虑自己得了皮肤癌，因为生了许多痣。阿尼多次反复做切片检查，以排除恶性黑素瘤的可能性——所有结果都是正常的，他甚至咨询过整形外科医生，有关进一步做大面积皮肤移植的可能性。他回忆说，他从小就害怕自己可能会有“隐藏的病症”。

就是这个东西，克莱曼医生，我就是感觉到，这东西是隐藏的，而我们必须去发现它。它潜伏在黑暗中。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有点像小的时候，害怕楼梯顶端的黑暗。你知道，我是个系统分析员，我总是在努力整理东西，使它们更有序。我想你可以说，我不喜欢紊乱，即使在职业上也是这样。

他的症状抱怨中弥漫着隐藏的病症的隐喻。“我觉得一种模糊的绞痛，使人呕吐的感觉，我的小肠好像受到压力，你知道，我指的是隐藏的那部分肠子，胃肠科医生无法看清它们，这一部分可能有隐藏的瘤，癌。”而且，他总是把怨诉同癌症作为一种隐藏的杀手联系在一起。

你看，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我的意思是，假如它一直隐藏着，然后长大、转移——悄无声息地，你知道——他会要了你的命，我是说我……你看，克莱曼医生，我无法接受，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科学发达的世界里，我们竟不能确准，我们的身体里没有隐藏的杀手。我要用遍我们现有的所有技术，我要知道，而且要控制这个可能性。

极度较真的忧虑者

沃尔夫·西格尔，四十一岁，是个失业的商人。他执拗地相信自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他已经十多次进入当地医院的急诊室。每次他都抱怨胸口痛，双手发麻，喘不过气、呼吸急促和心悸。他觉得自己像是快死了。[5]

“他们认为我一定是个疯子，我知道他们会这么想。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背后笑话我，但我对这些问题是极其认真的。每次我都觉得我快要死了。”

沃尔夫·西格尔有许多事要担忧。他担心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合适他技能水平的工作；他也担心他已经给他的妻子加重了负担，她是银行办事员，必须养活他们夫妇俩；他还要担心他的父母，他们都老了；他担心他的投资，最近情况不好；他担心他的网球比赛，他从来没有赢过。不过，沃尔夫（“就叫我沃尔夫吧。其实我只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却起了个名叫沃尔夫。”）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它正在变坏，年龄是部分问题，运动也不够多。我太爱吃。胆固醇引起了我父亲的心脏病，我的胆固醇正处于正常范围的高限。”沃尔夫以前担心换气过度症——一种长期疾病——哮喘（他没有这种病，但他的祖父和兄弟都有）和糖尿病（“它出现在我母亲家族中”）。他甚至担心自己有焦虑症：“我是个绝对认真的忧虑者，一个天生的忧虑者，除非你见到我，否则，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担忧。”然而，这十八个月以来，他主要担心的是他的心脏：“他们告诉我，我的心脏是正常的，完全正常。真是瞎说！如果我是正常的，我怎么会胸疼、心悸或者手发麻呢？他们认为我是正常的，天晓得，我知道我不正常。”

沃尔夫去同一位内科医生处看病几乎有十年了。他也曾给沃尔夫的父母看病。

现在，我的医生哈里，与我之间出现了问题。他说，我对心脏的状况过分认真；我应该放松些，不要担心那么多；不要在意它，它自然会消失。“小狼，”（他认识我很久了）他说，“不要担心，你的心脏没有问题。这是你的神经太紧张了，少安毋躁，带你的太太出去吃吃饭，消遣享受一下。”你会觉得他不了解我。当我有问题时，我担心。这是个问题，所以我担心。他是否是在告诉我，这不是个问题？

与沃尔夫·西格尔谈话，是种奇怪的经验。开始时你快要大声笑出来了，因为他就像疑病症的漫画人物，并且带有种族的风味。但过一会儿，你就了解，沃尔夫是绝对严肃的，[6]至少在我的办公室里是这样。沃尔夫在自己的疾病问题上，毫无幽默感。但在别的事上，至少，他眼中会有些许调皮的光亮。他喜欢机灵地对答，说话时总是添油加醋，朴实的偏见有点可爱。但一说到他的症状，他就变得非常无趣。他没完没了地说，往往重复好几次，完全置身度外。

我告诉沃尔夫·西格尔：他的问题是心身交感性的，是一种过度换气、惊慌，以及它们的生理伴随状况的混合；我认为，治疗焦虑障碍症，矫正助长焦虑障碍症的性格特性，可以减轻，或者实际上消除他的疑病症。对此，他似乎愕然：

大夫，我是说，我已经见你三次了，而你也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的忧虑是个人性格问题或者焦虑障碍？既然你喜欢，我同意你说的，我是个忧虑者，有焦虑性神经病患，但，一个疑病症患者？我？沃尔夫·西格尔？一个愿意交出自己的右手，只要能免除这种痛苦的发作的人？我是个坚忍主义者，不是个疑病症患者！如果这话你听起来像是夸张——这不正是你用的字眼？——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感觉起来并不如此。我担忧的是我身体的真正问题。我没有时间担心心理问题，我也不会去担心它们。也许，在这里我得强调我的症状，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解我正在经历的——折磨。这就是我的感受。没有多少人能够忍受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的心脏，才是问题所在。其他的担忧，都是旁枝末节，暂且不管它们。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真正的问题，我的心脏疾病，而你却像哈里那样对待我。你不相信我，这让我难过。让我来告诉你今天午饭后我的症状——不过我没有去急诊室……

“一根筋”的翻译员

格拉迪丝·迪·伊斯法汉迪安莉安，四十九岁，未婚，是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机构当翻译。她出生在前苏联，能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亚美尼亚语、英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她说她感到胸部不适已十五年多了：压迫感、触痛、隐隐的和剧烈的疼痛，不过大多数时间是一种“不适感”——她用她的七种语言表达的词。“这些词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在我胸中有一种模糊的、不定的、恐惧的感觉，它好像包围着我的心脏。”十五年来，迪在大多数时间都有这些症状，因此她已经看过数位医生，担心自己得了心脏和肺部疾病。

也许心和肺都有病。伊斯法汉迪安莉安家族中有这种现象。我还吸烟，因此，这是……是令人奇怪、简直难以置信的，但在这些年中，真的就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发现疾病。我已经做过许多检查，有时某个检查会发现有点不正常，但结果还是没事。这真是可怕的经验，经历了这些年的疾痛，与它们共舞。什么？我该怎么说呢？有失落感，你也许可以说，是在地狱的边缘。我既非健康，也非生病。我的疾痛是莫名的。哦，我被告知，它是“与压力有关”、“心身交互的”、“疑病症的”——也就是说，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真是瞎扯！如果问题在于我的脑子，怎么我会觉得胸部不适？荒谬！那么为什么我来看精神病医生，而且不是第一次呢？那是因为塔哈迪医生说，去看看“是否有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是否能够治疗”。也好，除了花时间与一个精神病医生交谈，我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原谅我的烦躁，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与你见面，同教授谈话当然可以有所收益。我的问题在于我的胸部，不在我的脑袋。

迪是个漂亮的、见多识广、到过许多地方的职业妇女。然而，当她谈论她自己时，她的每个措辞巧妙的句子的开头或结尾，不是描述她的症状，就是复述她对症状后果的恐惧。

也许我会死掉。他们会说，我活得太短了，来不及等到医学弄清楚病理的性质。他们或许会称这种疾病为“伊斯法汉迪安莉安症”，因为看来我是第一个生这种病的人。不过，这未免太傻了。在我们的家族中，有许多人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在家乡这是很普遍的。如果我不因此病而死掉——我不像病得那么重的样子——那我也会精疲力竭。它已经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干扰我的所有活动，甚至我的翻译工作也受到妨碍。

不要对我说压力之类的事，大夫。也请不要谈论什么抑郁和焦虑。问题不在于这些，我可以向你保证。问题出在这里，就在这里，在我的胸部当中——是心脏和肺受了伤。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我的个人历史？它和心肺疾病有什么可能的关系？

我正考虑立遗嘱把我的遗体捐献给科学。或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判断细胞和人体组织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这太可悲了。当发现疾病时，我已经死了。对我来说，为时晚矣。

在我们的几次面谈中，我发现要把话题转向迪的感情和个人生活是极其困难的。最后我终于得知，她的“心肺疾病”是因为她和她的长期男友奈基·卡什里之间坎坷的关系而加剧的。奈基·卡什里似乎永远都在马上就要娶她的当口，突然中断，要求更多的时间“对它加以考虑”。

他要考虑什么呢？已经考虑了八年？对，对，奈基可能是我疾病加重的一个原因。你是对的，看看他对我的心脏还有我的肺部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个无赖！托马斯·曼的《魔山》中的一位主角说，热情是疾病，或类似的话。但我不认为这是起因，这只是我疾病恶化的诸多原因之一。

在我们最后三次面谈中，迪赞扬我说：“我很高兴，你现在问我，我的疾病使我感觉如何？也就是说，你现在意识到，你是面对一个有真正疾病的人。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的医生，你能够帮助我说服他们，我是个心肺疾病患者！”在这同一次面谈中，迪也对我说：

你力图用另一种方式解译我的疾痛和我。我觉得解译中有个问题，而我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说的是躯体的感觉——不适，压迫感，一种模糊的不适感——而你讲的是隐喻和双关语。这不是心身疾病，这是我的身体疾病。精神能够存在于躯体里吗？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但话又说回来，我们说热情是存在于心中的，假如热情是一种生理的状况，那它可能会加剧原有的疾病。你把我弄糊涂了。问题比你想象的简单，它就是一种心肺疾病。

死亡请愿者

菲利普斯·宾曼，五十五岁，在西海岸一所著名大学任人文学科教授。他是个高个子，特别瘦，戴着副金属框架眼镜，有一头剪得很短的白发、突出的黑眉毛。他总是系着细小的领结，这使他的大脸盘显得更大。自从六年前宾曼教授的太太因白血病去世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直“被自己即将死去的极端意识所纠缠”。他认为他的症状是：

不平衡，荷尔蒙分泌基本上不平衡。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患甲状腺疾病已有好几年了。我看过的医生中只有一位能够查出它。它似乎是不稳定的、非常轻微的。据我所知，它可能只是老化过程的加速作用。但我的体力在下降。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衰退。[7]

不过，宾曼教授马上补充说：“倒不是疾病在烦扰我。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我觉得自己正面临死亡。我知道自己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坟墓。我每一天都会想起死，这真是可怕的负担。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我，不肯松手。我感到死亡已渗进我的皮肤和我的骨头里了。”菲利普斯·宾曼不符合抑郁症或其他任何精神病的标准。不过，作为疑病症特征的担心疾病，也不像是他的真正问题，他更多地担心死亡，而不是担心他相信已患的疾病。

我是个死亡请愿者。就像中国的古代文人，为了各种影响儒家地位的问题而上书皇帝陈请。我听到了自己的死亡请愿。我看到它以那么多方式逼近，我内心感觉到它缓慢的、稳步的移动。这不是妄想或幻觉。我只是对一种蜕变过程极端敏感罢了，我确知它会损害我们每个人。我希望我能固定住它，或者推延它的进程。我是，我是第一个承认，害怕死亡的人。我看到我的妻子的死，这使我震撼。随后，我开始感觉到它也在我身上。当我去看医生时，我能说什么？请救救我，我快要死了，我非常怕死？或许我应该说，我对其他人假装没看见的东西看得太清楚了。不过，在我的情况下，疾病可能使我老得太快，死亡来得太早。

这太有讽刺性了。我懂文学，知道有许多关于死亡的伟大的作品。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柏拉图的、西塞罗的、马可·奥勒留的、早期的教会神父们的、莎士比亚的，甚至现代作家的。这有什么用？这当然不能消除我的恐惧，也许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我也知道，被死亡恐惧困扰，是一种衰弱，一种道德的衰弱，一种精神的衰弱。但是，我似乎已经确定了身体的感觉，那是内在的蜕变，我们通过它们走向死亡。确定这字眼不确切，我应该说，懂得去感知，而且我现在无法停止我的观察。我觉得自己像个自然主义者，看着花园进入了冬季。我感觉到了彼特拉克的“在夏季冻结”，但那不是爱或贪欲，而是死亡，的确是死亡，我觉得。我不知道对这种事，即害怕死亡的身体经验——一种不成熟的、提前来到的恐惧，你能提供什么帮助。但它已经控制了我。我不再是个从外部世界观看死亡的历史学家，我就是死亡的历史本身。

诠释

记录患者的病史，或者像上面几个病例那样，从记录中选择和整理病人的谈话，以表明特定患者的典型征兆和症状是可能的，而且对受过训练的医生来说，是相当容易的。我承认，医生用来书写病例报告的同一过滤器，也出现在他们聆听和询问患者问题的职业方法里。从重重困苦烦恼中，典型的疾病像雕塑一样被抽象定型——就此而言，这是一种重塑。假如我把这些病例的极其复杂的背景都描写出来，那么它们间的区别就会更明显。熟练的临床医生的手法在于，首先诊断和治疗疾病，好让患者接受适当的生物医学治疗，然后，又把它看作是他在生物医学的符号形式中所受的诊断训练的一个人工复制品。科技手段也许可以缓解，甚至治愈疾病，但不是疾痛。要治疗疾痛，医生必须敢于面对患者的棘手、复杂以及永远特殊的生活经历。

疾病是一种心理-生物的拷贝过程：它复制征兆、症状和行为。人类疾病的矛盾之处在于，从如此普遍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某些文化的特殊性和个人的独特性。固然，阿尼·斯普林格、沃尔夫·西格尔、迪·伊斯法汉迪安莉安和菲利普斯·宾曼都有疾病恐怖和其他疑病症属性，然而，对疾病的极端恐惧被个性化为“隐藏的杀手”、“极度较真的担心”、“伊斯法汉迪安莉安症”和“死亡的历史本身”。在共同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以非常相似的方法，从相同类型的服饰、礼仪、食品、审美爱好和（在以上这些病例中）疾病中，创造出自己固有的个性。我认为，疾痛意义形象地说明了个人从群体中、特殊性从普遍性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方式和风格。这些意义既创造了转化的辩证法，也为这种辩证方法所造就，也就是说，它使沃尔夫·西格尔和迪·伊斯法汉迪安莉安有了现在这样的特殊个性。

阿尼·斯普林格的疾痛经验带有美国主流文化主旨受到癌症挑战的意味，即对世俗机械的世界观、精确地控制物理环境和身体的期待，不愿承认生命本质上是无常的，害怕我们的细胞里（和街道上）隐藏着杀手等观念的挑战。菲利普斯·宾曼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西方文化形象：在肌肉强健和敏捷的青年期和强健的壮年以后，我们走上漫漫的下坡路，终端有死亡在等着我们。在现在的西方世界，老化已经成了一种疾病。宾曼教授细腻却病态的敏感性，既是将正常老化转变为不正常的文化的产物，也是个人病变的结果。沃尔夫和迪的表现带有更多的种族性，因此重演了较特殊、较不普遍的用语和隐喻，然而，在重演中创造自己固有特性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医生和家庭护理提供者处于普遍性重演和特殊个性的夹缝中。当他们只认可普遍性重演时，就会有危险。医学杂志和演讲充满了如下之类的话：“疑病症患者是……”，“所有的疾病恐惧症患者是……”。然而，即使我对个人的具体情况只作很有限的勾勒，阿尼·斯普林格、沃尔夫·西格尔、迪·伊斯法汉迪安莉安和菲利普斯·宾曼仍可被看作是在同一标签下的奇特个体。他们无法抑制的人性不断地冲破约束，就像赞美惊人的差异：不只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在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长期慢性疾痛。没有任何一种诊断标准应该被获准，去片面地、以一模一样的漫画手法描述那些个人和他们的慢性疾痛经验，似乎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毕竟，诊断系统的目的是要通过公认的模式引导疾病的治疗。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各种类型的个人的完美代表，或者是处理他们生活问题的指导。不过，这也是事实：普遍性的复制不可否认，诊断不可放弃，以免疾病得不到治疗。疑病症患者的恐惧确有相似之处，如果这些恐惧被适当地诊断，如果医护人员受过训练懂得如何处理，疑病症是可以治疗的。不过一定要提供人性化的治疗，医疗者必须看到每个患者的特殊的一面。

疑病症的最大讽刺性在于，它提醒了我们，生命问题的性质与专业系统和家庭关系对它们的反应之间存在矛盾。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的家人，精通治疗技术——就像精通其他技艺一样，以熟记规则，模仿范本开始。资深的医生（和有所建树的家人）已经学到的是，如何意识到这种例行治疗中隐含的危机，在这些范本基础上随机应变，如何超越因袭陈规和脸谱化，争取痊愈。这基本上就是人性化医疗的艺术。

治疗疑病症以困难出名。常常可以看到医生和家属开患者的玩笑，以排解自己无能为力的失败感。不只是患者的疾病，就连医生和家人的反应，也是“故技重演”。这种陈旧的医疗关系往往是有损自尊的、排斥的。甚至善意也会助长患者的病情恶化：过分关心会鼓励和帮助患者追求不必要的住院、昂贵的检测、有风险的治疗手段，以及各种挫折。我还能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保持个人嘲讽的幽默感可以防止治疗上的无助感和愤怒。坦然地与疑病症患者及其家属一起努力，增强他们对上面已讨论过的多重讽刺的认识，这样可以减轻这种长期疾病的伤害性后果。我强烈主张，应该把疑病症当作一种困苦的语言来对待，而且医生也应受到训练，使他们在治疗中能够运用与患者相同的语言和隐喻。生活的紧张和私密关系的压力，加剧了患者对疾病的恐惧，以及他们对自己和医生的判断的怀疑。而疑病症的语言方法，可以成为一种探索这些紧张和压力的心理治疗的补充。系统地探究疑病症的疾痛意义，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法的基础。这种治疗法注重患者的讽刺性地位：他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这样的治疗，仍然有一段漫长、困难和不确定的路程。许多病人好不容易恢复健康，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时地靠讽刺感补充些元气。

[1]有一种少见的疑病症，患者缺乏理解力，而其疾病恐惧症具有所有的幻想特征（不被公众接受的顽固错误信念），这就是单症状疑病性精神病。这一疾病最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只限于此单方面的经验。

[2]“假装无知”是讽刺一词（irony）在古希腊文中的原始含义。

[3]也许，近年来没有一个词比整体性（holistic）更被滥用了。它很流行，被译解为心理-社会学上的专注、生物医学上合格的治疗，但它也已被功利地转化成销售一家医疗保健品牌的商业广告。我用的是较早意义上的整体性。

[4]以躯体疑病症开始的患者，会越来越向心理疑病症转变。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个危险的、不愿看到的转变，因为在精神病学中很少有检查衡量的标准，不像医学的其他科类，可以证明患者（或精神病医生）所担心的某种疾病并不存在。

[5]这些症状都是与惊恐发作相同，是焦虑性障碍的一种形式。以前，它被称为换气过度症候群。现在，惊恐性障碍被认为是引起换气过度症的原因之一。

[6]我想伍迪·艾伦在电影《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中的表演使人联想到与沃尔夫·西格尔，但是没那么搞笑。

[7]宾曼可能从未有过甲状腺疾病，但他做过的十多次甲状腺功能检查中，确实有一两次检查结果不正常。这与实验室偶然错误的概率性是相一致的。我从他的现任内科医生那里得知，没有试验结果证明他患有甲状腺亢进，临床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任何怀疑疾病存在的理由。

小说《疾痛的故事》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点击阅读全文